对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不同研究者所能调动的学术资源、调查与采用的标准不同，也可能与研究手段、设计思路与分析方法上的问题有关，因此所能、所欲获取的数据往往也不相同，对同一问题的经验反映与理论阐述也自然有异。
1.吾知议院遇此等事，固亦选派查办之员，以求公允，然其侵小民权利，而使之失职者，常十事而九也。后又读高邮《经义述闻》，见其解《毛诗》爰得我直一语，谓直当读为职。
五、直的概念中西有相通之处。四、结语 《英华大辞典》（颜惠庆，1908）上right的译词为：法律上之权、权利、有权利必有义务、警察有逮捕犯法人之权、要求無理之事物世人無是权利也。 这里的理想即idea，今译概念。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所说：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这一过程笔者称之为再范畴化。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辞典中都没有使用权力。英语中3个词的区别在辞典所示的汉语译词上几乎被中和。秋菊认为村长作为长辈竟然踢晚辈如此要命的地方，这个行为恰恰证明村长的心坏了、心黑了，竟然想让秋菊一家断子绝孙。
目前关于中国道路解说中，有一种庸俗的历史选择叙事。原因就在于他实际上主张法治的两条道路殊途同归。然而，大多数讨论这部电影的学者却都有意无意地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没有深究为什么如此简单的解决办法却未能出现，反而陷入到无尽的法律诉讼的纠缠中近代以来，从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法治领域基本上是西学东渐，以引进西方法治话语为主。
第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建设，是法学领域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的迫切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支撑话语权的基础是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第二，它确立了当代中国法治理论体系的基石范畴和核心概念，对我国法治建设实践具有现实的解释力、科学的穿透力和理论的整合力。以法治体系论为新范式，必将强化实践导向，更加自觉地树立实践意识、问题意识、全局意识，在观照、理解和反思实践中凝练新概念，在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中创造新命题，在把握实践和发展全局中生成新理论，以破除长期以来困扰中国法学的理论落后实践之魔咒。科学化是求真，是中国法学亘古不变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人民性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中国法学的本质特性。
归根到底，大众化不是把阳春白雪变为下里巴人，而是发挥人民的主体性，使其成为法学创新的来源者、法学发展的推动者、法学成果的运用者和享有者。[7]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载《〈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1页。同时，全球化也把竞争从国内带向国际、从区域带向全球，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问题，增长和分配、资本和劳动、效率和公平的矛盾更加突出，很多国家、企业、群体和个人深感压力。国际化是致公，是中国法学存异求同的格局所现。
最后，要始终保持批判精神。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是中国法学站在新时代高起点上又一次革命性探索，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当代化的又一次历史性创新，是中国法学放眼未来、走向世界、迈向现代化的又一次科学性进步。
（二）推进法学大众化，增强法学人民性 推进法学大众化，不是把法学科普化，而是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新世纪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背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新问题、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部署更催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的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在法学领域，构建中国特色法学话语体系的一个现实目的就在于，打破西方法治话语的支配地位，消解西方法治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破除奉西方法学理论、西方法治话语为金科玉律的怪圈，提升中国法治话语在国际社会和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第二，封闭性，以法律部门划分来网格化法学学术体系，既不适当地阻断了各部门法学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又严重限制了新兴学术领域的发展。意味着一种新的学术传统，即学术共同体成员所必须遵守的公共规则。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10] 参见张光博、张文显：《以权利和义务为基本范畴重构法学理论》，《求是》1989年第5期。中国法学70年的探索历程，也是批判旧范式、形成新范式的范式更替过程。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强调，着手系统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国家法制。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当代化的立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对其中的法理和法学思想再提炼、再理解、再阐释，把饱含在马克思主义文献当中的法理和法学思想进行体系化构建，用马克思主义引领中国法学的前进道路。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0-114页。这些概念和命题的提出，将更加强调法律和法治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时代价值，进一步彰显中国特色法学理论的时代活力，既是实践到理论的科学跨越，又是制度到法理的思维变革。
更关键的是，要增强交叉学科的范畴意识和范畴研究，以推进概念共享。马克思创建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运行的特殊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
追溯法理的词源和历史可以发现，法理是一个纯正的中国本土概念，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世界法学作出的最杰出的学术贡献。从概念内涵上看，法学体系既是法治体系之组成要素，又是法治体系之精神依托。例如，国家治理、政党治理、社会治理、网络治理、金融治理、算法规制、人工智能规制、无人驾驶规制、基因编辑规制、生物基因保护等新兴治理问题，就需要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网络工程学、生物科学、数学等学科的共同参与，需要文理工医等学科的协同攻关。[6] 参见谷安梁：《关于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体系的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当代化是创新，是中国法学与时俱进的活力所依。而以法理作为核心概念和中心主题的法理学，使法理学真正回归法理之学的学术本质，也使法学的各领域有了在学术体系内的价值依归、理论依据。
法治理论是关于什么是法治、如何实行法治，如何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等问题的研究。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 构建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是中国法学站在新的时代坐标和历史方位上的新机遇、新使命，是70年法学革命性探索历史逻辑演绎出的时代方向，是新范式引领下法学理论创新的当前目标，更是国家强、法治兴、法学盛的当下要求和现实的迫切需要。
然而，我国当下的法学体系明显缺乏国际视野和全球思维，对全球治理规则、治理体系、治理体制的变革反应迟钝，学术研究、智库服务、人才供给均不到位，与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角色不相匹配。李光灿、江滨:《批判法制工作中的旧法学观点》,载《人民日报》1951年5月17日，第3版。
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这是我们坚定中国法学理论自信的资本，也是人类法律思想的宝库。建国后，国民党伪法统及其法学体系化为废墟，中国法学只能在一穷二白的学术荒地上艰辛探索，由于起点低、底子薄、欠账多，中国法学长期挣扎在贫困线上，始终没有治愈幼稚病。从实践层面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对深化全面依法治国具有纲举目张的重要意义。王奇才主编：《中国法学大事记：1978-2018》，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8-278页。
[23]具体而言，在新时代推进中国法学全面现代化，就是要均衡推动法学科学化、大众化、当代化和国际化，充分增强中国法学的科学性、人民性、时代性和国际性。四、推进中国法学全面现代化 推进中国法学全面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应有之义，是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内在要求，是新时代中国法学发展的总体布局，是中国法学学术共同体的历史使命。
弘扬人民权益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靠人民维护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做到法律为人民所掌握、所遵守、所运用，增强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护法的自觉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8年过去了，我们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占领世界话语体系高地、掌握话语主动权的能量仍显不足，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法律理论是关于法律本质、法律演进、法律作用、法律功能、法律体系、法律要素、法律效力、法律渊源等的研究。
